三国时期真实的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想得天下的人都有不同的格局！皇帝的格局是一统天下，王的格局是盘据一方，刘备的出身本来就是个编席子的汉室宗亲的破落户后裔，能够有他的一席之地或混个侯爷对他来说也不算太差，又逢天下藏龙卧虎的奇人们的耸涌，多少有点心高气傲对天下总有点垂涎可得的感觉，再回过头来想想，想争得天下的人有几个好鸟？都不是死了一张厚脸皮做天下伪君子罢了！还能想怎样歌颂他们呢？刘备为什么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他不该太义气用事，为了他的所谓结拜兄弟不听诸葛亮劝戒拿蜀国几十万大军的生命去报仇冒险，这不是明君的做法！不冷静哪能拿得动“乾坤”？再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相中了诸葛亮的才华能辅佐你你就应该相信诸葛亮，毕竟他帮你圆得你三国鼎立的一个脚，你应该信任诸葛亮才对，绝不应该义气用事才是！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通过小说影视等文艺作品的人物塑造，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因为小说，影视作品是杜撰的。
比如我们对历史上真实的刘备的评价，就很难摆脱小说《三国演义》给后人的影响。在小说中，刘备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是一个完全的正面形象。之所以这样塑造人物，是作者的主观意识，因为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尊刘贬曹，通俗的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目的就是抬高刘备，贬低曹操！
言归正传，我们应该如何评判刘备这个人呢？下面的评价是基于正史《三国志》中的记载。
1.虚伪，我们都知道刘备标榜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自称刘皇叔。刘备的确在史书中被记载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但是西汉的中山靖王相距东汉末年刘备的时代已经超过200多年。更重要的是中山靖王相传有一百多个儿子，刘备只是这1/120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刘备的血统非嫡传而是庶出，这点从他的职业就知道，刘备就是个民间的普通的平民，以卖草鞋为生。
综上所述，刘备这个皇叔的名义实在有些靠不住脚。
2.易怒，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始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贤良君子，但根据真实记载刘备的气非常暴躁。
历史上的刘备，显然要比演戏中的“粗暴”。鞭打督邮，骂许汜，并且好犬马，不爱读书。我们都知道刘备人生中最大的败笔就是一怒之下出兵讨伐东吴，最终被陆逊火烧连营，实则蜀国阵营元气大伤。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
因此鲁迅先生才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希望能帮助题主！
刘备由平民百姓走向昭烈皇帝，于乱世一手建立起蜀汉政权，文治武功堪称上佳，言行举止也有君子之风。“惟贤惟德”是对后主的教诲，更是刘备一生的为人准则。
鲁迅先生评《三国演义》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这是对于小说演义的评判，并非否定刘备的人格。纵观刘备一生，年少师从卢植，潜心学习。天下动乱之际，心系国家，虽无一兵一卒，却要从讨黄巾，除贼董卓。早年颠簸流离，寄居人下，却不忘心中大志，又恪守君子风骨，陶谦三让徐州而不受，刘表三让荆州而不受，不管是否真心相让，刘备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会趁人之危，夺人城池。
刘备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于乡野，时为献帝所赐封左将军，位及三公，屈身于草庐求见名不见经传的诸葛亮，这等气量不是每个诸侯都能做到的，因此诸葛亮才会愿意死心塌地跟随刘备创业。庞统屡次献计于刘备图杀刘璋，刘备一怒之下将庞统呵斥出营帐，而后又放下身段向庞统认错，这等君臣关系也曾引起曹操嫉妒。白帝托孤一事，刘备不计个人宗族富贵，将举国之事托付给诸葛亮，并言“君可自取”，此等大义古之罕见。关张赵三人更是常与刘备同床而寝，毫不拘束于君臣之礼。
心系于民，带领徐州之际，徐州百姓对于刘备爱戴有加，赢得圣人君主之口碑。荆州逃难之际，坚决没有放弃十万相随民众，以牺牲行军速度的危险，将荆州百姓带离战乱之地。入蜀以后，还田宅于民，以民为本，休养生息，快速争得川蜀百姓的拥戴。
刘备一生败绩众多，起兵前期多为寄人篱下，颠沛流离半生却无立锥之地。因而多被诟病为能力不足，反向而论，一个屡败屡战的人坚守胸中的抱负和理想，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赤壁之战时，刘备趁机夺取了荆南四郡得以立足，从而西图益州，又北控汉中，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在夺取益州的汉中的战争中，均是由刘备亲自指挥而成，汉中一战更是战胜了曹操帐下名将夏侯渊和张颌，并合理布防抵御了曹操亲征的大军。
夷陵之战的失败是后世批判刘备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观当时形势，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并非不合理，正值蜀国壮大之际，又有关羽被害之名义，加之荆州之地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夺回东吴窃取的荆州之地是符合蜀汉政权的战略规划的。而放弃水路的战术决策是战争失败的核心所在，以至于陆逊找到突破口，火攻刘备营寨而取得战争胜利，刘备虽败，但从收拾残局，退居白帝城的部署上，还是展现出了老江湖的应变能力。
刘备入主川蜀以后，改革时弊，改变刘璋荒废法度、盲目徳治的治蜀理念，任用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制定《蜀科》，修整社会风气，公平公正，严明法纪，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以法为体，以德为用。以商鞅之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经此治理，蜀汉政权吏治清明，社会风气日益回归正统。